南朝梁代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

问及雨花石的来历，往往会听到这样的故事：南朝梁武帝时，有个叫云光的高僧在南京市石子岗（今雨花台）设坛讲经说法，感动上苍，为之雨花，落地后便幻成了五彩缤纷的雨花石，后人将讲经处便称之为雨花台。还有不少散见于史料中的诗文称：雨花石为女娲补天的遗石。如“珍重养清泉，有时天可补”。（孔尚任咏《六合石子》）

“天也物也，物有不足，故昔女娲氏炼五色之石，以补其阙”。（战国《列子》）

雨花石也五色之石也，是否就是补天的遗石呢？其实，这都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想象，不足为据。很显然，雨花石的成因是科学的，雨花石的历史比云光说法更加久远。云光说法与雨花石的结合源自所处年代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。如今时过境迁，当年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（唐．杜牧《江南春》）的情景早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湮灭，而云光说法这一神话传说伴随雨花石赏玩活动的延续，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 北宋南宋《怪石供》、《云林石谱》续写新篇章

继南朝梁代“云光说法”以后，雨花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渐次明朗起来。北宋中期，在退居江宁（今南京）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《王文忠公全集》中，出现了以《雨花台》为题的诗文。北宋末年，史部侍郎卢襄正式为雨花台命名，都为雨花石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和根据。而对后世赏石产生直接、深远影响的则非苏轼莫属。他在贬谪齐安（今湖北黄州市）任上往往于江中“得美石，与玉无辨，多红黄白色，其文如人指上螺，精明可爱………既久，得二百九十八枚，大者兼寸，小者如枣栗菱芡……挹水注之粲然”，遂作《怪石供》、《后怪石供》，对所集之石从质、色、形、象以及陈列、鉴赏进行了极为细致生动的描述。对今之雨花石赏玩、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。而其慧眼识珠，善于发现的审美意识更令石界为之折服。正如雨花石收藏家张轮远先生所评：“苏公一履斯土，竟能独具只眼、识拔石子于庸夫俗子之手，岂非癖石子者先进乎。惟苏公虽癖好，而所得则非灵岩石”。但齐安石与雨花石乃同宗同源之物，倘不论其产地而称东坡先生为赏玩雨花石之鼻祖当受之无愧。无怪乎明人冯梦祯在赏品雨花石时也发出“恨不能起长公于九泉，与之品石耳”的感言，更有清人宋荦因景仰东坡而自号西坡，并足及黄州觅石而作《怪石赞》者。

宋代赏玩雨花石始盛，还因雨花台的修建立名而渐成江南登临胜地之故。人们于闲暇之时前往雨花台不仅可以寻古探幽，一寄情怀；返归自然，览江采风，尽享川谷之野趣；还可搜石觅宝自得其乐。加之文人墨客时以诗词歌赋竭尽文情渲染之能事，客观上提高了雨花台的知名度，带动了雨花石赏玩活动的深入。

因此说，南宋绍兴年间“后东坡无几时”（张轮远语）的杜绾著就《云林石谱》，涉及六合及同类石8 种之多，从而确立了雨花石在观赏石中的历史地位，当属应运而生，是我国石史上的一大幸事。正如《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》云：“若杜季阳（即杜绾）者，称之为癖灵岩石之第一人，谁曰不宜。惟灵岩石者，石中之尤物也。于宋代始著于世……兹遇季阳，当为我石庆矣”。

宋囚元使成就《江石子记》

公元一二六零年，为南宋景定元年，亦元代中统元年。前者虽仍据江南一隅，但大势已去，岌岌可危，不足道矣；而后者始盛，世祖登极，欲遍告天下，遣翰林侍讲学士郝经出使南宋，却被扣而囚于真州（今仪征市）长达十五年之久。于是见识雨花石遂嗜之且为之作《江石子记》。此记几近千言，是一篇详实记叙雨花石的专文。后人所概括的质、色、形、纹在此已初见端倪。有意思的是，由于作者的背景特别，难免夹记夹议。开头言其“在仪真与山川百物隔绝”，至文章后部则由推测雨花石的形成演变、宇宙幻化、世事更迭，而至身陷囹圄，壮志难酬的无奈。故眼下只能将雨花石“姑汲新泉恣为溅弄，坐视诸山之为石子也”。纵观石史之人事，如郝经者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吧？ 明万历年雨花石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第一次热潮

沿着石史的隧道前行，雨花石文化发展史的脉络也愈加清晰、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。至明代万历年间，雨花石的赏玩活动呈现出盛况空前的热潮。首先，赏玩的人数倍增。早期南京先民们曾把雨花石作为财富的象征，到了明代，文人骚客和士大夫们则承前贤之遗风，往往以“官定旧陶，一盎清泉”陈列雨花石，作为案头清供，以求风雅，鉴赏兼得，且争相效仿，蔚然成风，一时涌现出很多藏家。如《素园石谱》作者林有麟、侨居金陵的新安别驾程克全、《醉石斋记》作者冯梦祯、六合县令米万钟、《灵岩子石记》作者姜二酉以及“时过从里中藏石诸家”。（孙国敉《灵岩石说》载）甚至波及“新都”（今北京），足见此风之劲，玩者之众也。